直到最近，心理学家还认为童年受虐只会抑制社会心理的形成，而大脑影像学的研究和其他实验则表明，儿童受虐会使发育中的大脑神经结构与功能产生永久性损失。

　　-这个可怕的结果提示，在造成数百万儿童无法恢复的伤害之前，必须做大量的进一步的工作来阻止儿童受虐和无人管教，并提出可能的治疗方案。

　　1994年波士顿警方被他们的发现惊呆了，一个受虐的4岁男孩被锁在肮脏的公寓里，生活在梦魇般的恶浊环境中。更可怕的是，孩子的两只小手已被烧得惨不忍睹。他那吸毒的母亲将他的手强按在蒸汽喷头上，惩罚他不听话、偷吃她男友的食物。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迅速成了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后来这个孩子接受了皮肤移植，满布疤痕的双手恢复了功能。尽管受害者身体上的创伤得到治愈，但是近来的研究发现，在心灵成长中遭到的任何伤害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地愈合。

　　研究揭示，儿童的身体、性和情感受到虐待与他们的精神问题有很强的关联性，这一点不出我们的意料。20世纪90年代早期，精神卫生专家认为主要是心理作用造成情感和社交方面的问题。研究者认为，伤害通过治疗或简单的劝导“忘掉它吧”就可以抚平，大体上跟重新编程修复软件问题一样。

　　在马萨诸塞州麦克林医学院和哈佛医学院，我和同事对儿童受虐后果的新研究却显示了不同的结果。由于童年受虐发生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严重的应激反应会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打下无法消除的烙印。这种虐待，似乎诱发了分子神经生物学效应的接连反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神经发育。

　　极端性人格

　　童年受虐的后果会在任何年龄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内在表现可以是沮丧、焦虑、自杀倾向或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外在表现是攻击性、冲动、少年犯罪、好动症或吸毒。边缘人格障碍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精神状况，与早期受虐有强烈的相关性。这种功能障碍者对待他人的方式很绝对化，通常开始很崇拜某一个人，但如果受到冷落或欺骗，又会诋毁同一个人。那些童年受虐的人还易于突然发怒或有瞬时的偏执狂或精神严重变态。典型的是他们的人际关系紧张而不稳定，感到空虚或对本人没有自信，通常会试图通过吸毒获得解脱，而且有自杀的经历或冲动。

　　1984年在治疗3位边缘人格障碍者时，我开始怀疑他们早期受到的各种虐待已经改变了他们大脑边缘系统的发育。大脑边缘系统是相互联系的脑核心(神经中枢)的集合，在情感和记忆的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两个极为重要的脑边缘区域是海马和杏仁体，位于颞叶皮层下方。海马在语言表述和情感记忆的形成和修复中有重要作用，而杏仁体则参与产生记忆的情感内容(例如，恐惧感及攻击反应)。

　　1994年我们的麦克林研究小组试图证明是否童年身体、性或精神受虐与脑电图中的电波(EEG)异常有关，与我们的问题表相比，脑电图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检测脑边缘系统的方法。我们查看了在一家少儿精神病院连续住院的115份病人记录，试图寻找其中的联系。我们发现，54%的有童年受虐史的病人有临床显著性的脑电波异常，而仅有27%的无受虐史病人如此。我们观察到声称身体和性均受过严重虐待的病人中有72%EEG异常。这种紊乱发生在前脑区和颞脑区，特别是在左半球而并非如人所料的均衡发生在两个脑半球，这是令人惊异的。

　　左半球问题

　　童年受虐的最可能后果是影响大脑边缘系统。然而，我们的兴趣在于早期观察到的左半球EEG异常与受虐待相关。它激励我们检测童年受虐对左右脑半球发育的影响。

　　脑左半球专司感知和语言表述，而右半球专司空间信息加工和情感表达———尤其是消极的情感。我们以前猜测，受虐儿童的失常记忆储存于右半球，而在回忆时可能先激活的是右半球。

　　为了检测这个假设，我们麦克林实验室于1995年测定了成年人在唤起中性记忆过程中及随后唤起痛苦的童年记忆过程中的脑半球活性。曾经受过虐待的人在回想中性记忆时主要使用左半球，而当回忆痛苦记忆时使用右半球。对照组的受检者在每个回忆过程中对两个半球的使用程度均衡，说明他们的反应更能整合两个脑半球。

　　由于Schiffer的研究工作说明童年创伤与左右脑半球整合功能弱化相关。

　　近来有报道说小脑蚓部异常与各种精神病紊乱相关，包括躁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缺乏注意力／好动症。这些失调是由于遗传和产前因子造成，而不是童年受虐，但是蚓部异常似乎是许多精神病的主要原因，这一事实说明此区域在精神卫生中有着关键性作用。

　　综合这些发现，可以导出一个有趣的模型来解释产生边缘人格障碍的方式。左右脑半球整合程度的削弱及较小的胼胝质可能使病人容易在十分不同的情感体验和记忆中突然从左半球控制状态转换成右半球控制状态。这种极端的脑半球控制模式会导致人在一种状态下用过于积极的方式看待朋友、家人和同事，而在另一种状态下又用完全消极的方式。这正是人格障碍的标志。而且边缘电兴奋能够产生攻击性、

　　恼怒和焦虑等症状。颞部的异常EEG活性也常见于自然危险性大增及有自虐行为的人群。

　　适应性伤害

　　我们的研究小组开始这项研究时，假设早期的激素是一种毒性剂，能够干扰脑部正常的平稳的发育进程，导致没完没了的精神问题。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的FrankW.Putnam和加拿大Alberta精神卫生委员会的BruceD.Perry现在已经发表了相同的假设。然而，我逐渐对我们开始时的前提提出了质疑和重新评价。人脑的进化是由经历决定的，而在我们祖先的发展历程中，幼年遭遇困难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人脑从未进化到足以应对虐待而竟至产生非适应性损伤，这如何解释得通呢？人脑合乎逻辑的变化应该是在童年应激作用下产生改变神经发育的分子神经生物学的适应性效应，这种方式才能够为危险环境中的生存和繁衍准备成熟的大脑。

　　究竟哪些优点和能力有利于人类在远古恶劣环境下的生存呢？一些显而易见者如：迅速做好紧张的迎战或逃跑反应的潜力；发动攻击时毫不犹豫的反应潜力；对危险的高度警觉以及产生有助于恢复创伤的强有力的应激反应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将所观察到的脑结构变化重新定位为对逆境的适应。

　　尽管这种适应性有助于受影响的个体安全度过对进化成功至关重要的生育年龄段，甚至可能激发性乱交，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McEwen医学院最近建立了关于应激反应系统过度活化的理论。这种反应可能是短期生存所必须的，但也增加了肥胖、Ⅱ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隐患，导致一大堆心理问题包括高度的自杀倾向，并加速了衰老和大脑结构包括海马的退化。

　　我们的假说认为，合适的抚育和避免童年受强刺激会促进我们的大脑以较少攻击性、情感稳定、富于社会性和同怀心以及左右脑均衡的方式进行发育。我们相信这一进程促进了社会性动物构筑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结构的能力，使人类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创造潜力。

　　社会将对儿童的抚育方式自食其果。应激反应会使大脑发育出多种反社会行为。不论是遭遇生理的、情感的或性方面的创伤，还是遭遇战争、饥荒或瘟疫，应激反应都会引发激素的扰动。这一扰动会在儿童的大脑中形成永久性的神经结构来应付险恶的世界。由于这样的连锁反应，暴力和虐待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从上一个社会传给下一个社会。我们得出的明显结论是，我们首先需要做大量的进一步的工作来保障不再发生儿童受虐，因为儿童的大脑发育一旦发生变化，将无法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