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柏邦妮

　　前几天，看到这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关于80后写字的一拨人的专题，名为《少男少女的文学春梦》，心里非常不爽。

　　访谈从来都不是无辜的，专题里面最坚实的乃是发问者的立场。当发问者带着居高临下或者猎奇旁观的姿态的时候，很难说，访谈是自我呈现，是局外人透过问题来煽动被访者，从而完成的互动旅程。问题步步为营，例子偏颇不全，引用的话经过剪辑，完全可以产生新的意义——我们知道，素材在剪辑面前是多么卑微，美国一人将《战舰波将金》的胶片剪成了一部反对苏维埃的电影！

　　我想，倒也不是《三联》的一个专题引起我这么大的反应。毕竟，客观地说，三联的态度还是比较平静客气的。这篇专题就像三联一贯的风格，一个温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很多话说得含而不露，决不刻骨，但立场和姿态，却并不缺席。之前我见过更多更多的报道和专题。关于我们，80后的写字的孩子们。那里面的态度就难看多了，按捺不住地批判，幸灾乐祸的预言，顾做姿态地忧虑——他们为我们下了定义。

　　我们，是一个严重的词。我写这点文字之前，一直在考虑，“我们”是不是我们？第五代之后，中国电影再也没有“代”的划分。再也没有一个阵地或者阵营，一个群的书写或者尝试。没有领袖，没有士兵。第六代姿态各异，参差不齐，有的迷恋城市破旧中的贵族情调，有人热爱土县城里的卑贱的人民。并且，异口同声地否认；“我不是第六代！”同样，我也不认为，80后出生的孩子，就该抱成一团。毕竟，每个人的写作，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愿意，泯灭个性，混同一般，要知道，如今“个性”可是个掉脑袋也不能抹杀的字呀！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用了“我们”。我对“80后”的情感，很像是爱恋一个破败的国家。生逢其时，时时抱怨，但是，遇到有人侮辱或者攻击，就变得敏感而坚定：毕竟，我们确实是一个时代的人。谁也改变不了。我们面对相似的命运，有共同的生命经历，我们赶上生育大潮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喜欢海南出版社之《女神的圣斗士》。我们，毕竟是我们啊。

　　那么，我要为我们说一点话。我觉得，那些掌握着当今话语权的大人们，实在不必如此鄙夷和批判我们的写作。才华从来和年龄无关。兰波十九岁时写的诗，是他最好的诗。少年王勃能语惊四座。青春的人，凭借青春写作。有我们的激情，天真，也有新鲜的力量，不知收敛，元气淋漓。老练的人，凭借老练写作。有他的成熟，阅历，经验和见地。他们曾有过青春。我们终也将步向成熟。并无对立，也无高低。我不喜欢我们被说成幼稚——技巧上或许幼稚，但是，最好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技巧。

　　郭敬明在访谈中说：“其实是很不公平，为什么要拿我们去和那些三四十岁的作家们比呢？为什么不拿他们十七八岁的作品和我们比？你们怎么知道，到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写不出他们那样的东西？”他说得很对，(如今的文豪们，处女作大多是为政治歌功颂德的作品，非常不堪)但我的想法略微不同：到我们三十五岁的时候，根本不必去写他们那样的东西了。我们有我们的东西。

　　另外一点，他们看不惯的，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放任的，自由的，开放的，甚至堕落的生活方式，都比统一刻板和压抑的要强。尽管在这种放任中，我们会迷茫，空虚，不知所措，但我相信，我们仍将慢慢找到我们的方向。

　　在我们书写的时候，请闭上你们的嘴。安静地看着我们长大，取代你们，然后再被下一代人所取代。新旧交替，休养生息，原本如此。请不要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