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希尔顿国际大酒店当临时的传菜员，是带着一种玩票的心情的，五个小时三十块钱的报酬并不诱人。

　　大堂经理是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不笑，配上严肃的制服，让人有些望而生畏。初次见面，经理第一个反应便是摇头，继而二话不说将我们一群女孩子领到二楼的制服部。盘头、换制服、打领结，一番武装完毕，经理才点头。

　　任务很简单，每人负责两桌的菜，经理十分钟内便布置完了任务，随即各自找台。站在大厅中间，有些茫然。经理未免太信任我们，从无实习经验的我们甚至找不到我们各自跑的台。好在每桌都有站台小姐或站台先生，多少能指点一二。我负责11、18两桌，站台的一个叫Peter，一个叫Davis。Peter朝我笑，Davis却瞪着眼瞧我，我也瞪他。

　　五点四十五分，第一道菜准时上席。老大的一个金属托盘，两个脸盆大的菜盆往上一放，托盘的手便开始有些抖。一路上走得战战兢兢，生怕摔了盆子。到一半的时候，我便开始用牙齿咬自己的嘴唇，用力地咬。

　　客人看我们的目光带着一点优越感，我抬高头，作视而不见的样子。Peter笑着说我的样子很酷，可我应该对客人笑。我只好牵一下腮边的肌肉，露出尴尴尬尬的笑。偶尔也有客人看到我们因负重而发颤的双手，投来同情的一瞥。却不知，我心里也正同情着他们。老大的一个盆子，只在盆底薄薄地铺上一层菜。十个人便围着这么一道菜小口小口地吃。往往是第一盆菜将尽的时候第二道菜还未上。那时的情景便是绅士淑女们盯着盆中的最后一筷子菜互相推让，谁也不敢去夹。

　　传乌鸡甲鱼汤的时候，我把嘴唇咬出了血。托盘上的煲身煲盖乒乒乓乓撞个不停。我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脸色苍白，唯一的意识是一定要托住。Peter及时发现了我的困境，老远跑过来接。这不合规矩，但我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站台。一转头，瞥见经理正阴沉沉地盯着这边，来不及说谢谢便赶紧跑开。

　　菜上到一半的时候，厨房的地上已到处是油。一个女孩子传菜回来，哧溜便滑了一跤。经理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小心，摔坏了一个菜得在这儿干上一个月。”于是，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心惊胆跳，如履薄冰。大厨们却对我们极为照顾，趁经理不在，拆了数十袋白花花的精盐撒在地上，我们才好走一点。

　　在厨房指挥监督的还有一个黄发碧眼的德国佬，不知是什么职位，只见经理对他点头哈腰。所有的人对他都有些敬畏，我却不怕他，只是觉得他有些滑稽和笨拙。传鱼菜的时候，德国佬亲自动手，却把大半盆的油纸泼到了我的托盘里。我瞪他一眼，继而看到他举着双手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由扑哧一笑。

　　九点钟，我已饿得前胸贴后背，想想老外实在是抠门，从下午开始做准备工作到晚上九点半，其间居然不供应晚饭。客人纷纷开始离席，有的甚至等不及最后一道水果拼盘上台。收菜实在是收得有些心痛。看着一盆又一盆只动过一个小缺口的佳肴被倒进垃圾桶，而自己的肚子却在大唱空城计，那种心痛的感觉绝非只言片语可以形容。有一个传菜的女孩子幻想经理会留一盆剩点让我们填一下肚子，却只招来了几个站台小姐“太天真”的嘲笑。幸运的是有一位大厨刚好是Peter的朋友。收菜收到一半，突然被他们拉到一个角落里，嘴里被塞了好多凤梨酥、盘香饼、菠萝脆之类的点心。

　　一切收拾妥当的时候已是九点三刻，超出我们说好的工作时间15分钟，经理硬是挤了一丝笑容出来，说了一声“大家辛苦了”。我们却已累得连笑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后来，我的左手经过了三天才又能自如地抬起来。每次朋友之间打趣说起这件事，总是不愿意多谈。希尔顿五小时，耳闻了很多，目睹了很多，也体会了很多。工作的艰辛、大款和穷学生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让初涉社会的我思想更加成熟，也让我更加下定决心把书念好。偶尔也会想起Peter和大厨，想起他们的时候，心中总是暖暖的。(文/苏苏)